编者按：2018年1月31日，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2018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启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这将是继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之后又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是新时代高职教育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求。立足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发展实践和现实诉求，研究探讨关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既是凸显中国特色高职教育的需要，也是推动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需要，对于提升高职教育质量、丰富高职教育内涵、强化高职教育特色和重塑高职教育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刊与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共同组织笔谈，以“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为主题，特邀高职教育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学者撰文阐发己见，供读者参阅。

高职教育不能缺位的三大领域

（姜大源，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

未来3年是我国决胜小康的关键时期。但近半年来，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由于主要经济体政策调整及其外溢效应带来变数，保护主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需要应对多种风险挑战。面对中华民族崛起过程遇到的这一新变化，党和国家指出，必须继续保持战略定力，要坚持“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举措，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既定方针。为此，作为人力资源供给侧的高等职业教育，要提供高质量的职业人才，也必须清醒地把握当务之急，至少应在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助力精准扶贫落实、助兴“一带一路”建设这三大领域发力。

1.助推实体经济发展，高职教育在“实体经济”领域不能缺位。助推实体经济发展，要确立三大原则。

一是要坚持脱虚向实的原则，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高职教育始终要把为实体经济发展培养人才放在首位。制造业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方向。尽管以金融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对服务与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必须的，但要根据“中国制造2025”的要求，发展以服务制造业为重点的职业教育，既要使这些专业成为科研成果转化的变换器，又要使服务实体经济与服务虚拟经济的专业建设协调发展。因此，高职教育的专业布局，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做到“实体”与“虚拟”结合。

二是要坚持就业创业结合的原则，以促进学生就业为导向。高职教育要始终把就业目标放在办学的首位。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为此要树立三大目标：①毕业后及时就业，此为“有职业”的初级目标；②“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此为“好职业”的中级目标；③“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此为“创业就业”的高级目标。因此，高职教育的“双创”教育，应以促进学生就业为导向，做到“就业”与“创业”结合。

三是要坚持力学笃行的原则，以知识实际应用为导向。高职教育要始终把知识的应用放在首位。传统的学科体系是基于知识存储的量化结构，而职业教育行动体系的工作过程结构，是基于知识应用的质性结构。以客观存在的工作过程作为积分路径，从应用性、人本性和操作性三个维度，将学习内容、先有知识与学习过程在工作过程中予以系统化集成，通过解构与重构，在比较、迁移和内化的学习中，提升学生的方法论能力。因此，高职教育的课程和教材，应以知识实际应用为导向，做到“应用”与“存储”结合。

2.助力精准扶贫落实，高职教育在“精准扶贫”领域不能缺位。助力“精准扶贫”，要理顺三大关系。

一是精准的职业教育需求与精准的职业教育供给之间的关系，涉及扶贫的针对性问题。作为人力资源供给侧的职业教育扶贫供给，要建立在既要找准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又要找准个体能力的发展需求，亦即精准的整合职业教育需求基础之上，应提供接地气、易操作、受欢迎的职业教育扶贫供给措施。

二是精准的职业教育扶贫与精准的经济扶贫之间的关系，涉及扶贫的协同性问题。作为提供必不可少的“输血”功能的经济扶贫，还必须与提供不可或缺的具有“造血”功能的职业教育扶贫相结合，使得“硬”扶贫即资金设备物质的增量，与“软”扶贫即人才培养培训的增量结合。要将不同渠道的扶贫基金与职业教育基金予以捆绑使用。

三是精准的短期职业教育项目与精准的长期职业教育规划之间的关系，涉及扶贫的有效性问题。作为政府扶贫国策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扶贫，既要精准选择旨在见效快的短期职业培训项目，又要精准制订基于终身学习需要的长期职业教育规划。既要根据属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供短平快的培训，也要同步做好未来发展所需的人才储备工作。

3.助兴“一带一路”建设，高职教育在“一带一路”领域不能缺位。助兴“一带一路”，要关注五大模式。①伴随工程项目“走出去”的模式。这里指结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程项目，与当地企业或教育机构开展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模式。②借助合作联盟“走出去”的模式。即由非政府组织通过非盈利的或PPP形式组建的职业教育联盟模式。③按照国家协议“走出去”的模式。通过中国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人文交流协议框架下的模式。④依据教育标准“走出去”的模式。依据中国职业教育的国家或院校的专业及课程标准、行业企业的资格标准，与沿线国家教育部门、教育或培训结构，合作举办学校职业教育或培训的模式。⑤立足国内教育“走出去”的模式。采用中国高职教育的专业和课程标准及管理经验，接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或管理者到中国学习后由其将中国职业教育“带出去”的模式。

高水平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六个着力点

（董刚，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席）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 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体落实到职业教育工作中来，就是要转化成“职教自信”。就高等职业教育领域而言，“职教自信”的获得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做大、做强、做出特色，并在国际上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号召力，而开展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是重要路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内涵主要涵盖6个方面。

1.办学定位准确是前提。办学定位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根本指引，立足于高职教育实际，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重在培养能够在更大范围参与竞争与合作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发展是根本，复合是特征，创新是标高。“发展”指人的发展朝向未来的延伸性和向上突破的拓展性，除强化职业技能外要更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既“谋职”又“谋道”，既适应现在又面向未来；“复合”是特征，复合型是高职人才培养的本质特征，承袭自职业教育的跨界性，强调多种技能复合，多种技能与技术的复合，具体表现为知能兼备、行思兼具和学做兼善；“创新”是标高，强调的是系统的创新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手段和创新能力。

2.治理水平先进是基石。纵观职业院校治理发展历程，从改革开放前的“政校合一”式治理发展到如今的“府管校办”式治理，再到今后“有限主导-合作共治”式治理，就是一个逐步回归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的探索过程。先进的治理水平是合理行使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的必要前提，可从两个方面着手推进：①加快治理结构改革，建立科学完善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为平衡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在权责分配上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提供制度安排；②做好高职院校的顶层制度设计，建立完善的大学章程，科学分配内部治理结构和利益相关主体的权、责、利边界。

3.专业建设一流是关键。一流专业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培养一流的人才，需要依托专业建设平台整合升级课程、教师、教学、学生及教学方法等资源。①培养规格的转型升级，旨在培养既有一定技术运用和革新能力，又有很强专业技能的技术技能型人才。②专业标准的转型升级，吸收《悉尼协议》等国际先进理念，主动对接国际先进标准。③人才培养方案的转型升级，围绕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三个特征要素，强调技术、注重技能、关注创新、兼顾人文和综合发展。④师资建设的转型升级，重视教师行业气质的培养，提升科技服务能力。⑤校内实训基地的转型升级，由单一技能训练向技能训练和技术研发并重转变。⑥教学评估内容的转型升级，评价主体引入第三方，注重学生的学业成果。

4.师生素质卓越是保障。高水平高职院校需要教师具备指导与咨询的知识与能力、教学专长、社会交往能力、研究能力以及自我发展能力，既能为“经师”（技术技能层面），又能为“人师”（精神品德层面）。因而，高水平高职院校要重视师德建设、重视团队建设、重视教学研究、重视教师科研能力特别是应用技术研发能力的培养。从学生视角出发，好的生源是基础，后天培养是关键，其素质卓越主要在于高职院校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了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发展路径。

5.社会服务优质是重点。优质的社会服务能力深植于地方性和行业性的凸显优势，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价值追求，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①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如服务“中国制造2025”，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为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面向全球化企业培养人才，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教协同；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区域资源的共建共享等。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如依据产业结构和发展趋势，建立专业伴随产业变化的动态调整机制；深度参与企业技术改造与更新，为企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主动开展技能补偿、提升教育与培训等，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6.办学特色鲜明是目标。特色鲜明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集中体现，是办学理念明确、办学定位精准、科学有效管理的显性成果，是区别于其他高等教育形式层次和类型的显著特征。①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紧扣深化产教融合发展主线，以高规格、高质量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为导向，融合产学研合作机制，致力于提高人才培养模式和社会发展需求的适配度。②专业群和品牌专业建设，产业集群发展趋势内在要求专业的集群建设，同时启动特色专业群建设项目带动专业的品牌化，凸显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品牌效应和集群优势。③国际化办学持续推进，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原则，扩展合作范围、深化合作层次、升级合作形式，打造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国内高水平高职院校，为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发展模式输出而创新前行。

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三大抓手”

（胡正明，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既是对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成果的深化、转化和固化，也是新时代高职院校提升办学水平、聚焦内涵发展、增强社会服务能力的战略举措，同时也能回应社会公众对于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需求与期待。在推进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关注以下“三大抓手”。

1.高水平专业集群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重要基石。随着产业集群发展态势的显现，职业分化也将不断加剧，专业边际日益模糊，跨界技术交融成为普遍现实,各高职院校主动适应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由过去注重单一专业建设向专业集群转变。当前，高职院校在专业集群建设上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面临整合度不高、创新性不足、优势性不强等问题。因而，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集群建设需要从3个方面推进。①持续强化专业集群发展的理念，坚持专业群对接产业群、产业链的办学思路，不断扩大专业发展面向，激发专业发展活力，提高人才培养应对产业变化的适应能力。②积极推动专业的有效整合，依据职业联系优化专业布局，形成主次分明、结构有序、优势互补的组织形态，从而提升专业集群的资源整合度；立足整体架构，尝试通过统筹课程设置、专业管理和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实现专业间流程化和单元化的共享融合。③重点提升优势专业集群的综合实力，从能够体现高水平专业集群“高”的标志性成果出发，依托重大项目的牵引推动、关键领域的突破创新、特色经验的凝练推广，发挥优势专业集群的示范辐射作用。

2.高端产教融合平台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主要载体。《英国上市公司官网365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和《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均从国家层面明确了校企合作的基本制度框架。与以往相比，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更应关注校企合作的高度和深度，高端产教融合平台必须满足三个基本原则。①有助于学生成才就业，这是高端产教融合平台育人功能的体现，要求高职院校必须基于学生的需求和利益，主动与技术先进、管理规范、社会责任感强的规模企业深度合作，建立产教融合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机制。②有助于提升教师能力。高端产教融合平台必须满足教师教学水平、科研水平及社会服务能力提升的诉求；同时教师也应树立主人翁意识，积极融入高端产教融合平台的搭建和完善。③有助于扩大学校影响力，学校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学生质量高、科研实力强、服务社会能力优等方面，高端产教融合平台的搭建必须选择区域、行业的标杆企业作为合作对象，以便发挥优质资源集聚优势，提升高职院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3.高质量人才队伍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根本保障。

首先，高职院校实行高效率的引才策略，促进人才共享。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完善政策制度及创新激励机制，优化人才聚集的“软环境”；建立校企人才共享机制，通过在企业创设高层次人才工作站等方式，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

其次，构建高品质的用才环境，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根据《英国上市公司官网365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坚持培育和使用并重的理念，扩展教师成才空间，健全教师培养培训制度，为教师创设专业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结合岗位聘期考核，健全教师考核体系，细化岗位分类管理，健全考核机制。

再次，拓宽高标准的聚才渠道，营造浓厚氛围。①依托学校重点专业、重点实训基地和技术研发中心等建设高层次人才发展创新平台，积极承担各级各类重大重点项目，为高层次人才发展创设广阔空间。②围绕技术攻关、教育教学、社会服务和科学研究等搭建高层次人才协同创新团队，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资源的引领和标杆作用，努力打造一批高标准且各具特色的协同团队，既成为技术技能积累高地的打造者，同时又是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者。③从内外两个层面着手，多措并举营造浓厚学术氛围。鼓励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扩大研究视域，参与国际科研项目的合作研究，吸引外国专家学者的访学交流；引导教师树立共融共享、和谐发展的理念，积极参与营造关爱学生、关注教学、注重科研的良好氛围，全面支撑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目标。

高水平高职院校教育国际化的新要求

（王振洪，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要把国际交流与合作作为重要的建设内容，赋予新时代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新内涵和新要求。

1.目标定位要立足新高度。打造一批具有国际交流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高职院校，是新时期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重要目标，需要在教育国际化领域确立深远的目标定位。首先，要站在服务国家战略的高度，科学谋划高职院校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责任、路径与策略，提升国际化的视野、思维和能力，切实通过国际化进程提升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第二，要对接“世界一流”的标准，勇当我国高职教育走向世界舞台的“领头雁”，在国际教育的大环境中比对、竞争，通过充分参与国际竞争、充分输出高职教育优质资源来确立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第三，要将教育国际化作为新时期提升学校综合办学水平的重要一极和内驱动力，把教育国际化上升为学校发展的战略规划，强化顶层设计，寻求突破口和立足点，形成以点带面的推进效应。第四，要主动接轨国际互认体系，结合自身办学特色与经验，重塑专业建设理念、再造专业建设流程、完善保障体系与支撑机制，全面提升专业建设的国际化水准。

2.人才培养要探索新模式。要树立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核心价值追求和质量观，致力于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新模式。①要以“质量+标准”提升人才供给有效性，引进和参与开发国际行业、职业标准，既要把握“职业”特色精准发力施策，将国际化质量升级与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有机结合；又要把职业标准融入专业标准，建立以行业为主体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推进专业建设对接行业产业发展，提高人才支撑与智力支持的精准性和人才培养供给的有效性。②要以“专业＋语言”探索高职复合型人才培养，语言是学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在强化学生技能培养的同时，要整合发挥留学归国与国外教育背景教师、外教的师资优势，开发设置多语种及双语课程，供学生辅修、选修，切实解决好学生“懂技术不懂语言、懂语言不懂技术”的现实问题。③要以“学校+企业”拓展国际化人才培养，与“走出去”企业合作，共同制定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企业海外分公司（生产基地）的人才输出订单培养计划，开展输出海外的人才培养，将校企协同育人上升到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新层面。④要探索技能特色的留学生教育，通过政府间合作、学校与政府合作、院校之间合作等多种方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3.平台建设要拓展新路径。①要提升“引进来”平台，从零散的课程、标准、师资等国际资源引进走向专业层面的合作办学，以深度对接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来集聚国际化的优质教学资源，进而积极探索“国际学院”架构的平台建设，营造整体、浓厚的教育国际化氛围，提升国际化人才系统培养的平台支持能力。②要拓展“走出去”平台。一方面可根据区域分布或行业属性成立教育国际化联盟或海外办学机构，构建高职教育国际化海外布局的“1+N”模式，走内部错位、外部整合、可复制化的新型高职教育国际化路径；另一方面，要紧紧抓牢地方产业、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与“走出去”的企业合力推进国际化进程。作为高水平建设的高职院校，要以“排头兵”的角色拓展推进国际化项目，进而带动相关联盟成员“借船出海”，根据项目需要选择性跟进参与或扩大充实项目的内容，在“头雁效应”的基础上形成“头雁带动群雁飞”的抱团发展效应。

4.服务引领要打造新品牌。服务能力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办学影响力的重要标志，要积极打造国际化的服务品牌，以教育国际化来彰显高水平院校的服务引领。立足高职教育的类型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可立足两个领域发挥服务优势。①打造技能培训的服务品牌，整合多专业、多技能的资源优势，积极在海外设立国际职业培训中心（或学院），设计与开发分行业、分类型的培训课程包。为进一步形成品牌和集聚效应，可学习借鉴“孔子学院”的办学及推广模式，打造诸如“工匠学院”“鲁班工作坊”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版“丝路学院”，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培养世界工匠，提升本地区人口就业率，彰显中国高职教育对世界的贡献度，体现一个大国的担当。②打造语言学习与文化推广的服务品牌，既面向国内的社会学习者，也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学习者，建立起一个依托网络、资源完备的语言学习资源服务体系和社交互动平台；重点开发一批多语种、双向普及的文化读本，营造“文化交流，合作共赢”的国际化氛围，增进师生的国际理解力。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石伟平，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如何有效推广“现代学徒制”，如何使“中高职衔接/贯通”立意更高，如何使“双创”更具技术性、专业性等，是全面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必须回答的新课题。

现代学徒制在试点推广过程中，取得一定成效，但也涌现出一系列问题。目前来看，现代学徒制试点成本较高，甚至在个别地区出现形式化现象，不少职业院校难以找到合适企业进行现代学徒制合作。即便找到合适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一旦企业新员工需求减少，合作就难以为继。对此，在试点推广现代学徒制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借鉴德国现代学徒制的成功经验，着力打造一批教育型企业，即赋予有资质的企业以教育机构的地位，使其成为与学校同等重要的教育机构。教育型企业的遴选应设置严格的条件，尤其是遴选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领头羊”式的企业和学生向往的企业。对于这样的教育型企业，国家要通过免税、减税或补贴政策等，鼓励他们把相当一部分岗位留给中、高职院校实习的学生，并且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同时，能够考虑学生的人身安全与劳动保障。

目前职业院校对参与中高职衔接/贯通学生的培养目标是相当于而非高于普通高中起点的高职人才培养水平。亦即，如果这些升上来的中职毕业生能够与普通高中生源的学生一样顺利完成学业，就已经完成了中高职衔接/贯通的目标。实际上，这大大误解了中高职衔接/贯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本义，其目标实际上主要在于培养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与一般的技术技能人才相比，这批人才“宜早培养”“宜长期培养”“宜贯通培养”。

自“双创”概念提出以来，职业院校表现出较大的热情，投入较大精力，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但也涌现出两类问题。一是“双创”教育技术含量不高。在不少职业院校中，“双创”教育主要形式是“双创”比赛、开网店等，往往与技术创新无关。二是“双创”教育与专业相关性不高，并未实现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为此，我们应鼓励在校学生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创业，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创业。一方面，应明确“双创”教育的重点是创新，而非创业；另一方面，应将“双创”教育融入职业院校专业教学体系，实现与专业课程、评价体系、文化的融合等，根据专业类型的不同对“双创”教育进行科学规划和系统设计。

（文章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8年2018年第6期第98-102页）